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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媒到做秀:我们时代的爱与秀(ZT)  

2010-06-25 01:38:11|  分类: 推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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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媒到做秀:我们时代的爱与秀

  南都评论记者 陆镜

    事实上,世界范围这类节目的基本逻辑都是:电视真人秀要制造张力和矛盾,有张力便要极端,有极端才有刺激,有刺激才有娱乐,有娱乐才有收益。在这场以爱为名进行的娱乐真人秀所引发的管制热潮中,一方立场坚定反应神速,一方则心领神会低调处理。

    众多批判电视相亲节目的声音中,“拜金”这两个字频频出现,富二代与宝马女的言论屡遭指责。事实上,秘密在于,在中国“拜金”不是问题“公开拜金”才是问题。

    如果当回“事后诸葛亮”,认真检索过往新闻便会发现,早在今年1月29日,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苗棣在接受采访时,便暗示过《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有可能被有关部门特别关注。苗棣说,这类节目“如果有关方面不进行某种干预的话,可能今年会比较多”。同时他还认为,“但是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能否存在,或者能存在多久,就要打个问号了”。

    此时,离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正式开播不过两个星期,离这类节目的始作俑者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首播,也不过一个月而已。在高企的收视率诱惑之下,各地方卫视多档同类型节目正在酝酿之中,春节一过,它们就齐刷刷一起亮相,然而热闹了不到4个月,如经验丰富的学者苗棣所提醒过的那样,广电总局的整顿通知,《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以及CCTV的“舆论监督”便接踵而至了。

    6月9日,《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正式下发。这一天也正是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13天连播后来居上的最后一天。紧接着的媒体反应是我们独有却常见的风景,“坚决拥护”、“认真学习”、“严格要求”……被广电总局点名要“规范管理”的几家电视台一方面高调表态,一方面默默调整。那些话语犀利的评点嘉宾由此下岗,那些一度被认为不该在大众媒体上展现人性真实面的漂亮女孩儿被无声替换,喊打之声迭起,抗议之声罕闻,“真善美”的追求再一次成为国民以爱情为名进行电视狂欢的绝对主题。

    爱之历史

    中国电视相亲的第一个经典形象,产生于1992年央视春晚赵本山的小品《我想有个家》。这出迄今仍能凭借其表演的幽默感而使人发笑的小品,在那个“改革开放”即将狂飙突进的年代,无疑还被赋予了“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价值。上电视谈隐私、谈对婚姻的渴望所造成的窘促与紧张被一次次拿来当做笑料,而打开心扉之后关于个人不幸的倾诉又换来观众的同情甚至泪水,最后互不嫌弃、两情相悦则完美地体现出中国人向来津津乐道的爱之为爱的“真善美”。类似模式的相亲小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颇为流行,赵本山因此成名,另一个因此成名的演员是潘长江,一个常常需要在相亲时通过自嘲身高来逗乐的喜剧明星。

    1992年,赵本山在小品中所上的相亲节目叫《电视红娘》,它的出现,当时不过4年时光。1988年,考虑到山西存在“许多穷得找不下媳妇的单身汉们”,山西电视台决定开播《电视红娘》,是为中国第一档电视相亲节目。据《山西晚报》今年2月报道,《电视红娘》宣传了三个月,方有一位忻州庄磨镇南张村的小伙子来报名,而当第一位女性出现在节目中自我介绍时,立即引起轰动,随即引发了围绕这位勇敢的姑娘所展开的道德群议。

    诚如赵本山在小品中所言:“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突破道德的藩篱,勇敢追求个人幸福,是其时中国需要特别彰显的时代主题。然而现在似乎不必如此了,时代的主题再一次成为重建社会道德,重塑正确的爱情观以及所谓“真善美”。———从打破到重建,从强调个性主义百花齐放的婚恋观,到公权力快速介入以寻找普遍的爱情真谛与爱情共识,从激进的冲出到可能的保守,逆转与轮替在中国的发生不过短短20年时间。

    12年前,1998年湖南卫视开播的《玫瑰之约》,是我们时代“爱之秀”主题的另一个重要节点。以今日广电总局整改通知的标准看,这档男女青年各六名,通过现场对话、交流、游戏,最终选择钟意嘉宾成为恋爱对象的栏目,内容真可谓清新、健康。如果《电视红娘》还带着乡土状态的青涩面纱,那么,《玫瑰之约》的速配已经具备了城市青年所渴望的小小温馨,它恍若当时方兴未艾的综艺晚会,在参与式的戏谑调侃及游戏娱乐中一次次将爱情的羞涩消解,又一次次还原。

    今天来看,这档节目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在爱情及婚恋这件一贯严肃的事情上,中国人已经习惯甚至热衷于把自己当做电视的娱乐素材推出了,爱情的思想解放已经完成。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的压抑与1992年之后个人主义迅速而全面的释放之后,电视媒介的强势带来了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做媒成为做秀,相亲成为娱乐,前后尾随《玫瑰之约》开播的30多档同类“速配”节目为其做了最好的历史证明。

    除了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玫瑰之约》,1998年中国另一段值得反思的历史,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与公开对峙。如果我们把这两段历史事实放在一起便会发现,无论知识精英还是普罗文化,20世纪最后那几年都是一个启蒙价值(例如“解放思想”)所形成的知识和社会共识开始破灭,进而走向价值及手段对抗的年代———这并非牵强附会,《玫瑰之约》彰显的个性及娱乐方式已经引发批评了:一方面痴迷于秀与看秀的观众认为相亲需要升级,惯常的游戏规则已经老化,应有更新鲜更强烈的刺激;另一方面,对参与娱乐的嘉宾身份及速配结果真实性的质疑成为了《玫瑰之约》需要面对最大的负面意见。

    时间到了2003年,在绝大多数同类节目惨淡收场的情势下,久撑局面的《玫瑰之约》选择了停播整改。需要铭记的是,此时的广电总局并未发出要求整改的声音,它的停播是电视媒体自由市场竞争的规律使然。

    秀之未来

    今天人们所能记起的广电总局最早的一条“禁令”,往往是2002年《流星花园》被停播。也正是从那时起,包括严打“打扮怪异、语言低俗、内容涉黄、语言暴力、血腥、行为失度、宣扬拜金”等现象在内的“反低俗化”成为总局日常工作的重点之一。

    自1992年改革重启,政治及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所引起的社会断裂在那一年似乎正在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重视,整治势在必行。人们也应该记得,2002年之后,关于新闻性媒体的针对性管理也在同步加强。此种背景下,很难想象《玫瑰之约》掀起的电视相亲浪潮如果不是在2003年走向低潮退出收视率的制高点而一直存在,它们会招致何种管制措施?

    6年之后,在《玫瑰之约》基础上,同为湖南卫视制作,甚至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我们约会吧》卷土重来。在掀起第三波浪潮的同时,已经习惯了娱乐自我的人们令电视相亲彻底成为了一场真人秀,一场以爱为名的电视狂欢。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有句名言:“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对那些总是勇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一个又一个只见面几分钟的陌生人表达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嘉宾而言,他希望你记住的是同样的东西。

    由公共媒体主导,婚介公司参与,广告商殿后,符号化(又曰个性化)人物出台,海量观众围观的秀场模式在几年前的“超女时代”便已是娱乐真人秀的经典模式。这是一套为电视镜头进而为市场营销精心预设的游戏规则,几年前它的主题是“歌”,现在它的主题换成了“爱”。正像当年超女歌手并不真的凭借歌唱出位一样,相亲的嘉宾体现出来的往往也并非“爱”的特质而是“娱乐”的天分,更何况在主流价值观严重匮乏的今日,“爱”已经彻底成了一个意义不明的虚词,在秀的世界里,爱情早已退场。

    众多批判电视相亲节目的声音中,“拜金”这两个字频频出现,富二代与宝马女的言论屡遭指责。事实上秘密在于,在中国“拜金”不是问题,“公开拜金”才是问题。婚姻成本一直以来都是相亲这种情感模式必须考虑的内容,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红娘》,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细节:主持人问:“你家有几口人?”征婚人答:“我家有两头牛,三头猪。”在表露财富的层面,20年前农村里的两头牛和三头猪与今日的宝马车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今天,宝马车不巧碰上了公权力试图通过强力介入世俗文化的表达与传播,进而形塑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历史阶段。

    言语的粗俗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然而,天然具有窥伺心理的围观群众,最乐意看到的无疑多是那些人性的幽微之处,那些可能从负面角度真正体现人性张力的极端部分,这是普遍人性,不止中国,全球的此类电视节目都是如此,比如美国广播公司的相亲节目《单身汉》与《单身女郎》,甚至会考察成功配对男女的房事。事实上,世界范围这类节目的基本逻辑都是:电视真人秀要制造张力和矛盾,有张力便要极端,有极端才有刺激,有刺激才有娱乐,有娱乐才有收益。不幸的是,第三波电视相亲节目浪潮的娱乐与收益刚刚开始,迎来的便是权力部门的当头一棒。

    正如本文开篇所描述的,在这场以爱为名进行的娱乐真人秀所引发的管制热潮中,一方立场坚定反应神速,一方则心领神会低调处理,6年的管理与被管理已经产生了新的社会默契。2007年广电总局连下19道相关禁令之时,尚有公开舆论予以争辩。但在今日,关于公权力介入私域、关于低俗化究竟该如何界定、关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关于加强管理应同步提高管理方法,关于能否实行电视节目分级制的种种公共讨论在无数次重复之后已令人麻木。

    包括诸多西方媒体在内,人们试图从这几个相亲节目来总结中国当下的主流价值观。他们错了,那些简单地诸如“拜金流行”的总结即便不是完全的谎言,也只是片面的局部,转型期的价值混乱仍在继续,权力一跃而出积极主导的多方博弈也正在进行。事实上,与相亲秀相比,文章开篇所描绘的管制后的那一幕,更像是我们时代极具隐喻意义的另一场典型秀:在我们这个国家,规训者与被规训者正在默契地酝酿新的和谐。(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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