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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客微言

百鬼猙獰 上帝無言

 
 
 

日志

 
 

喝三聚氰胺的时评人"脑残"堪称幸运  

2008-11-30 19:05: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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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叶匡正一篇《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在时评圈内引起一些争论,讨伐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讨伐者相当激烈,可谓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较具可读性的一篇是叫做“时评家与妓女”的文章——从中让人看到了把手术刀对准自身、自我解嘲的冷峻和果敢。

  我几乎天天跟时评打交道,也写一些时评,但从不将自己当时评人。因为我的时评几乎上不了报纸版面,也入不了时评圈子,我顶多只是一个网民。在此谈论时评话题深知很不合适,但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对于国内时评的重大缺陷,早有人予以严肃指出。何雪峰曾将其概括为“三化”——泡沫化、同质化、重复化。(何雪峰《公民写作时代与中国时评》一文)叶匡正的“脑残”论,虽然与“三化论”角度不同,说法也有差异,但两者也是存在交集的。

  首先我对叶匡正的“时评脑残”论是基本赞同的。依我看,时评不仅正在“脑残”,而且事实上早已“脑残”,甚至可以说时评早已注定“脑残”。

  然则,时评因何脑残,又是如何脑残的?曾经说出“文学死了”的叶匡正先生,大概不会不晓得其中深刻的现实成因,或只是基于某种原因引而不发罢了。

  叶先生抨击时评脑残的文章,确有一针见血之处。比如他说,“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叭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他们“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悲哀的是,“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而结果就是,“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叶先生这些话确实击中了时评的软肋和痛处。

 但我想问的是,何以不堪至此?这个结果难道只是时评和时评家的悲哀吗?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评家也是受害者之一。

  时评家活在当下,不是活在过去,也不是活在未来。食着人间烟火,时评家只能是凡人,而不是神仙。鲁迅只有一个。要时评家做鲁迅,是不可能的。50多年前,有人提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早已有了答案:要么坐牢,要么被杀头。“鲁迅”早就宣告终结,如今还谈什么鲁迅,真是“很傻很天真”,鼓动人家去做鲁迅,实有“陷人以歧途”之嫌。当然,时评家学会点“夸张、讽刺、反讽、幽默”是必须的,但实际运用却也须格外谨慎小心,否则动辄得咎,也是大煞风景的。

  时评“脑残”其实就是思想贫乏,或者说思想表达的匮乏和残缺。也就是“没有任何思想的出路”。问题是,任何人或任何思想都免不了受到现实时空的局限,特别是迫在眉睫的不利现实的限制,因而带有现实时空和环境的烙印。因此说,时评的“脑残”正是目下这个现实时空的真实投影和折射,而其揭示的也正是时评及时评家的困惑和尴尬。

  可不是嘛。既然存在“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这种或明或暗的言说界限和壁垒,业已佐证思想表达的受限所在,天马行空必然“碰壁”,倘若这种“碰壁”后果可能严重到了让个体难以承受之时,那么,时评家变成一群“圆滑世故、见惯不怪、虚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极端点说这是一种必然。这样,时评家“黑色的眼睛”能够用来“翻翻白眼”已算不错了——当然这也是一种无奈了。而这种无奈,显然不只是时评家的无奈,也是叶匡正甚至是全社会的无奈。揆诸当下的现实和言说的环境,难道不正处于这样一种让人“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状态吗?

  要知道,权力惯性禁锢思维、钳制表达的现象依然严重,否则何须“解放思想”?!姑且不说公开发表言论受到某些权力和利益集团的打压、限制和阄割甚至禁止,即使是一首(一则)私下或小范围传播的打油诗、手机短信、网帖,也足以让人背负“诽谤”罪名而身陷囹圄,如果罪名再大一点就更可怕了。此起彼伏的短信案、打油诗案、网帖案、扣传记者案,不正是当下版的“因言获罪”吗?在权力、利益集团恣意压制言论的现实之下,人们不噤若寒蝉已属万幸了,遑论什么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和环境,又何来思想的出路?

  实际上,不仅时评文体是“脑残”的,其他文体或创作如文学、电影、电视的思想也是萎缩的,也是“脑残”的。想想看,这些年来有什么具思想的文学作品、电影、戏剧?恕我直言,大都不过是热闹浮躁、徒具思想外壳的东西罢了。思想的诞生和丰富,表达的自由空间乃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一个对言说权利限制多多,几乎不可能诞生伟大的思想家,也多半不会有伟大的作品。如果不正视这样的惨淡现实,奢谈什么思想匮乏、表达“脑残”,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除此之外,时评及时评家还面临其它诸多更为迫切更为贴身的现实因素的困扰和影响,都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或造成)了时评家表达上的缺失和困惑。

  譬如说,讲真话不容易,甚至讲真话意味着“危险”;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注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官员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一些报纸上的新闻,反着读更逼近事实真相;警方案情通报是选择性的——有利的公开,不利的隐藏;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教育,几乎都是应试模式,都首先强调“政治正确”,唯一被普遍遗漏的就是“独立的公民”的教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喝的都是“狼奶”,培养的是革命思维、斗争哲学;人被警察打死了,硬被说成是心脏病发、畏罪自杀;群众上访即被认定是“刁民闹事”;公开批评某些政失,就是抹黑党和政府;不符合某种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恨不和一禁了之,变相的“舆论一律”思维依然存在;所谓“权威报道”只是基于权力之威,而非事实和真相;艺术创作沦为权力或政治的“婢女”,不仅须经严格审核,且奉行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地震死亡的人学生人数,几乎成了核心机密,校舍质量更是“敏感”信息;依法治国在某些时候成了“依法治民”,而官除外;一些事实、真相在权力的操弄下,都终成了碎片,而事实、真相本身变得面目模糊……

  凡此种种乱象及其背后隐含的荒唐逻辑,深刻而无声地困扰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权力体制、这个社会乃至浸淫其中的每个人、每件事,试问时评乃至时评人又岂能置身其外?何况在这种状况下,是非不再重要,权力决定是非;思想不再重要,反智成了潮流;严肃不得,只好娱乐至死,恶搞成风。这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灌输给人们的精神上的三聚氰胺,喝着三聚氰胺的时评及时评人,岂能不思想结石乃至一命呜呼?而今,时评及时评人只是“脑残”,似乎表明其“一息尚存”,不然早如文学一样——“死了”。阿弥陀佛,善哉幸哉!

  在这个“和谐”社会里,种种怪异现实让人错误地认为,早已不需做鲁迅的时评家,而需晚年的“诗人”郭沫若。呜呼!(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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