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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公务员“缺德”:道德立法不如张扬民权  

2006-03-05 03:5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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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权力道德法律化,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建议制定《从政道德法》,通过法来约束公务员诸如态度傲慢、出言不逊等行为,而为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公务员的体重也要控制。(据3月4日《南方都市报》)
 
  对此建议,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同时也觉得蛮搞笑。
  
  尽管我相信缪委员提此建议有着良好的初衷,但不得不说,其所选择的路径却很可能是无效的,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
  
  不可否认,当下一些公务员的作风遭人诟病,譬如:态度傲慢,出言不逊,冷硬横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等。此乃久治不愈之痼疾。可以说,一些公务员缺乏了起码的职业道德,谓之“缺德”并不为过。但须知,公务员“缺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缺少法律、法规之类的刚性约束,而在于没有实现真正的“公权民授”。或者简单地说,公务员“缺德”的根源在于,其权力的取得公众几乎是无权参与和决定的。
  
  众所周知的是,现在的公务员尤其是官员的任命、升迁、评价、考核等,大多仍由其所在部门或上级决定,公众还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即使有也难起决定性作用。这样,公务员对其服务对象(公众)自然难有敬畏之心,而态度傲慢、出言不逊所要付出的代价成本,又尚不足于对其产生震慑。在此状况下,期望公务员的作风实现根本好转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再多法律、法规的约束,也未必能收奇效。况且,现有的《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其实也有相当的刚性要求,但究竟贯彻落实了多少却无人去督促和深究。如果自上而下的公务员任命、管理机制不作根本性的变革,期望公务员“道德”回归,相信是挺难的。
  
  而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但如今,一些公务员连法律这个最低的道德底线也不遵守了,如受贿索贿、买官卖官,难道还能指望其能够遵守道德的约束?——哪怕你将道德法律化。这种连法律也不要的“从政道德”法律化,究竟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再说,所谓的“权力道德法律化”,究竟是对公务员行为要求的退守,还是进一步的严格?如果是退守,这与制定《从政道德法》的初衷岂不是背道而驰?
  
  至于“控制体重以防大吃大喝”,只会令人喷饭,不说也罢。顶多是“花样反腐”的又一形式而已。
  
  不过,缪委员提出《从政道德法》建议这事本身,倒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提出此类看起来很美,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是不是因为对问题本身缺乏深入研究和思考?而动辄以立法来解决问题,以致不惜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这里面是否隐含了“立法万能”或“法律万能”的偏执思维?在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政府之时,人们常常见到两类法律尴尬:一是客观现实中的“法律无用论”——这暴露了法律实施所存在的问题;二是期望解决问题上的“法律万能论”——这是对立法、法律的迷信和误解。法律固然能解决诸多问题,但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道德问题),况且法律的制定(立法)与法律的实施、问题的解决,尚有一大段的距离。
  
  因而,权力道德法律化,未必能治愈公务员的“缺德”顽疾。如果公众真正有权决定公务员的仕途和命运,想必公务员也不敢再对服务对象“缺德”了。所以,解决公务员“缺德”问题,与其道德立法,不如张扬民权。(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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